小方的家人习惯通过每天的报纸了解他的踪迹，9月30日《大公报》刊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许久不见小方的文章，家人起初也没怎么在意。直到年底，小方依然杳无音信，一家人才开始产生不祥的预感。多方打听，找到已搬至武汉的中外新闻学社（已改名为全民通讯社）询问，无果；联系《大公报》刊登了三天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范长江也失去了与小方的联络，他曾写信到邯郸邮局问小方的一个亲戚，收到的回信说，小方到保定时正值保定失守，他退到保定东南的蠡县，在蠡县曾发出一信，以后就没有了下文。他在蠡县写信给邯郸的亲戚时还提道：“我仍将由蠡县继续北上，达到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
烽火连三月，没有消息或许就是最好的消息，无论是小方的家人，还是范长江等记者朋友，都一直默默希望，哪天他会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直到1938年，范长江还说：“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的机智，足以应付非常事变，他的才能也应该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多尽些力量。”
小方失踪已久，家人整理他留下的东西，发现了两个装满底片的小木盒。小木盒里的一千多张底片，编号从个位数开始，断断续续以四位数的第1200号结束。底片中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最多，不过几乎全是卢沟桥事变之前拍摄的，之后的大量战地照片，随着小方的消失已无从查询。
小方的外甥张在璇接受冯雪松访问时曾介绍，协和胡同10号的老宅院子里有一个灰色的小木屋，是舅舅方大曾专门请木匠搭建用来冲洗照片的“暗房”。装底片的两个小木盒也是当时一并做的，每个盒子一尺多长，半尺多宽，半尺多高。
日伪时期，京城一片恐怖，家人担心那些记录抗日运动的底片惹上事端，趁着烧火做饭时悄悄烧了一些。后来，还是小方的母亲把小木盒藏在她的大书箱里，才使剩下的底片幸免于难。日本投降后，小方的母亲就把小木盒放在卧室的平柜上——她始终不相信儿子的失踪，觉得这些底片是对儿子的一个念想，看见它们就好像儿子还在。可是，她这样等了32年，打听了32年，直到去世，也没有听到小方的任何消息。而且，就在她去世前几年，小方留下的唯一念想——小木盒里的底片又经历了另一次波折。
那是“”时，社会上正在反“四旧”，小方拍摄的绥远抗战时的官兵，以及揭露冀东伪政府统治区娼、赌、毒、走私等丑恶现象的照片，让妹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十分担心：万一这些底片被发现，别说底片留不下，家里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两姐妹瞒着母亲，主动把小方的底片交到了方澄敏单位的“办公室”，告诉他们这是家里亲人留下的纪念物，看他们如何处置。张在璇告诉冯雪松，姨妈方澄敏在单位人缘很好，说明情况后，负责人看她态度诚恳就没有为难她，只淡淡地说“就放这儿吧”。底片上交后仅仅一周，来了方家，翻箱倒柜搜查一番后，什么也没找到，只好离去。
1969年，小方的母亲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Z6尊龙官方网站此后，妹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接过了寻找小方的重担。那时距离小方失踪已经32年，但她们还抱着一丝希望，盼望知道小方的下落。
对于那些上交的底片，姐妹俩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没想到，1979年的一天，已经退休的方澄敏到单位办事，突然在工会办公室的角落里，看到几张废报纸包着一些粉红色的袋子。袋子随意地散落在地上，方澄敏却一眼认出那就是哥哥的底片：每一张底片都装在一个半透明的纸袋里，然后再装进粉红色的外袋，外袋上印着“德记商行”“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字样。她急忙找到工会负责人，被告知“办公室”早就不在了，这些东西没人管，“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
底片失而复得，后来，装底片的小木盒经历了在食堂放饭票的命运后，也物归原主。然而，几十年过去，除了方家人和小方生前的一些朋友，已经没有人知道底片主人的故事了，甚至“方大曾”这个名字也变得陌生。
六十多岁的方澄敏开始悉心整理命途多舛的底片，她希望可以出本画册，或者办个展览，纪念自己的哥哥。她四处奔走，查阅资料，编写目录，访问知情人，找过许多人，想过许多办法，却收效甚微。曾有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小方的作品集，方澄敏满心欢喜地等待，最终的答复却是不能出版，原因是赚不到钱。
1989年，方澄敏辗转联系上了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工作的摄影史学家陈申。陈申是《中国摄影史》的作者之一，因为编纂《中国摄影史》，见到方澄敏之前他略略知道“小方”其人。在协和胡同的方家老宅里，陈申见到了小方的底片。后来，在陈申的推介下，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征得方澄敏同意后，挑选了50张底片，于1994年在《摄影家》杂志推出一期方大曾专辑。在专辑引言里，阮义忠断言：“方大曾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世界摄影家相比，毫不逊色。”至此，小方的名字和作品总算被一些文化界和摄影学界人士知道。
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摄影杂志《焦点》向陈申约稿，对方澄敏作了一次专访并录音，首次将战地记者小方的故事公诸于世。
1999年，第一次见到方澄敏悉心保存多年的底片那一刻，冯雪松就决定答应这位老人，用拍纪录片的方式寻找并纪念消失的方大曾。他在工作笔记里写道：“我们拍摄此片的目的不仅仅是去寻找一个人，是通过‘寻找’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我们试图依照他的最后旅程解读抗战初期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遭遇。”
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除了连续四个半月泡图书馆的笨方法，冯雪松还带着纪录片摄制组沿着方大曾的足迹，一路寻访，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蠡县……1999年底到2000年秋天，两千多公里的行程中，他们查阅每一处的地方志，探访小方提到过的每一个具体地点，寻觅Z6尊龙、采访每一个可能与小方有过交集或关联的人。寻找过程中经历过经费不足、线索中断等重重困境，但冯雪松就像指引他前进的小方一样，坚持了下来。
2000年7月，央视科教频道播出了最早版本的《寻找方大曾》；同年11月第一个记者节前夕，素材更完善、内容更充实的第二版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正式播出。同一年，陈申、冯雪松等人策划，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顺利面世。
纪录片的播出和图书的出版，让小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2002年7月，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和四川摄影家协会主办的“追溯——方大曾摄影作品展”在成都的四川美术馆举行，小方的106幅照片穿越时空与公众见面。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底片库建成，开始征集照片。经过陈申从中多番接洽，2006年3月，小方遗留底片中的837张被无偿捐赠给国博收藏，其中约300张反映的正是绥远抗战。近70年的风风雨雨后，这些珍贵的影像史料终于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或许是心愿了结的缘故，捐赠仪式举行之前10天，为哥哥珍藏底片几十年的方澄敏老人安然离世。
与此同时，完成了对方澄敏老人承诺的冯雪松，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他不止一次感叹，“每次我以为要为小方的故事画上一个句号时，这个句号都会变成一个问号，然后变成逗号，然后继续往下寻找……”纪录片播出后，意犹未尽的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搜集查阅小方的踪迹，事实上，也总有一些视线之外的小方作品和故事被陆续发现。比如，小方大学期间两次被捕的经历就是近几年新发现的；又比如，前几年突然发现小方的作品《保定以北》竟被1937年的《广西日报》节选刊登，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2014年底，冯雪松的著作《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原本，这只是他对十几年来寻找小方历程和收获的一次总结和交代，出版社也没有安排宣传活动，甚至第一版只印了2000册。万万没想到，2000册图书一周就卖完了，很快加印了5次。年底，各大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随之而来。
2015年2月，《大公报》北京分社总编辑孙志慕名来访，并主动陪冯雪松前往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家中拜访。当时89岁高龄的方汉奇看完书后高度评价，称该书填补了中国新闻史的空白；对于小方他更是盛赞，“方大曾与范长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
这一年的7月7日，在冯雪松的推动下，方大曾纪念室在小方最后战斗过的保定顺利落成，方汉奇先生为纪念室题写了匾额。9月，公益活动“方大曾校园行”在清华大学启动，这是冯雪松发起的公益计划，他希望更多学子尤其是新闻学子认识方大曾。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校园行”已经走进了约40所大学，其中包括美国的纽约州立大学。
2017年12月，在发现更多史料和照片的基础上，《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姊妹篇《方大曾：遗落与重拾》出版，一个更加鲜活生动的小方跃然纸上。
2018年7月7日，方大曾研究中心在河北保定成立。“这个研究中心不仅是寻找小方，而且要发掘研究一批抗战记者、报人的事迹，传承抗战精神。”冯雪松说。
今年是冯雪松寻找小方的第20年，他最欣慰的是，方大曾的名字不仅写入了《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名记者》《中国摄影大师》等权威书籍，更是被纳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目前他已完成邀请撰写方大曾词条的工作。从最初的一个人，到如今的一群人、一个社会甚至国外，都在关注小方，他告诉记者，《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的英文版即将由中国外文局出版，此外，印地文、韩文版的版权也已被买走，“小方不仅重新‘归来’了，而且开始从中国走向世界。”